容蓉说：“确实，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慧。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沈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生活就是文化。”
宋骁飞说：“是呀。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我当年到江浙一带，发现渔民每一次出海前，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祭拜妈祖和各种海神，鱼呀，虾呀，都有神。要辨识渔村的季节，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这些都是文化。有时候所谓的迷信，不过是渔民们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大海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世界寻找一个能寻求心灵安慰的方式。还譬如有的地方，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容蓉说：“不过，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意义，会决定社会发展。同样是祭鬼酬神，有的国家就仅仅停留在迷信层次。有的民族却从祭奠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人民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灵魂探索的过程里，一个民族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味，就会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宋骁飞说：“你说得对。我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的革新，就是因为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社会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独裁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鲁迅也认为，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泰西文化丰富多元，中华文化却长期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走向一潭死水。明朝是文化相对的盛世，而清朝却是文化的荒原。”
容蓉微微一笑，说：“我想文化的活力。跟政治有莫大的关系。我游历过泰西多个国家，总的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人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如果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这样的社会，即使表面上和谐。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政治人物可以要求每个人喊一万次口号。但是文化才是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宋骁飞说：“确实，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异见者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杀头，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和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我也发现了，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等。一个多元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有些民族的文化很轻易就能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这也是我忧虑的地方，中华民族整个道德体系以儒家为代表，不是建立在现实的私欲之上，整个是颠倒的，想要富裕却鄙视金钱而不是赚钱的手段不当，反智不讲逻辑却喜欢讲辩证，文化不讲人性，存天理灭人欲，社会自然就成了一个大染缸，宫里留太监，女人裹小脚，这些都竟然能够合理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