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骁飞和容蓉随后离开了华盛顿，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大思想家辈出的世界名校，也是容蓉的母校，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比美国建国历史还长，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
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
宋骁飞临行访美前，容蓉特意让他去她的母校参观，代表中国政府捐款50万美元，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开设孔子系，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宋骁飞觉得这也是好事，答应了她。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在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终生未婚，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另外，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上过学，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在当时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还要看人的品行。美国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一辈子省吃俭用，感动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他很珍视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
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丁龙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但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还有丁龙东亚系。
正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人大有渊源。所以哥伦比亚大学对宋骁飞的到来表示欢迎。在哥伦比亚大学，宋骁飞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宋骁飞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
1884年杜威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88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美日心理学教科书，在当时很受欢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工作十年，这十年是他对心理学有重大影响的时期，1904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宋骁飞和杜威的会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几平方米，两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席慕青也在现场。
宋骁飞谦虚地向杜威请教：“杜教授，现在很多中国官员。认为批判或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你怎么看待批判精神？”
杜威笑着说：“其实，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批判和批评还不大一样。”
宋骁飞问：“你说批判和批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