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东宫之后，李亨数次更名。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更名李绍；天宝三载（744年），最终定名为李亨，此名伴随其日后储位生涯与帝王一生。
自开元二十六年入主东宫的那一刻起，李亨便彻底告别了十王宅岁月的安稳蛰伏，终生深陷无尽的政治漩涡与权力围困之中，终身不得舒展。
环绕在太子李亨身边的政治威胁，首当其冲的便是权臣李林甫。开元末年至天宝初年，李林甫独掌相权、专断朝政、党羽遍布朝野，为人嫉贤妒能、阴险狡诈，奉行“杜绝言路、排抑异己”的为政之道。他因当初力荐寿王未果，深恐太子即位之后清算旧怨、报复自身，故而将李亨视为毕生政敌，处处打压、步步构陷，成为悬在东宫头顶最大的政治阴霾。而天宝年间继任相位的杨国忠，凭借外戚身份专权跋扈，延续了与太子的对立态势，前后两任权相，构成了围困李亨十余年的核心政治势力。
更令人心寒的是，面对李林甫一轮又一轮的精准打击、连环构陷，唐玄宗始终冷眼旁观、默不作声，从未出面制衡权臣、庇护太子。玄宗深谙帝王制衡之术，他既立李亨为储，又绝不允许东宫势力坐大、羽翼丰满，生怕太子权势过盛，重演玄武门之变、贞观夺嫡的宗室之乱。因此，他刻意纵容李林甫打压东宫，借权臣之手制衡储君、分割皇权，维持朝堂势力平衡。帝王的猜忌与制衡，成为李亨储位生涯最大的枷锁。
纵观开元、天宝之交的七八年，虽是李亨一生政治生涯中最为安定的短暂时光，却也是他终日压抑、步步谨慎的隐忍岁月。彼时李林甫的打压虽从未停歇，却尚且留有余地，未曾触及废储底线，未能撼动其太子根本地位。朝野上下，历经太子李瑛废杀、储位更迭的动荡之后，立储争议暂时平息，朝堂趋于表面平静。
玄宗对这位在十王宅封闭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子知之甚深：李亨无外戚强援、无朝堂私党、无藩镇根基，性情恭谨内敛、行事低调守拙，无僭越之心、无夺权之举，政治资本单薄，不足以威胁皇权。故而玄宗对其颇为放心，不愿再度上演一日废杀三子的惨剧，无意轻易剥夺其储君之位。这份帝王的“放心”，并非偏爱与信任，而是源于对太子弱势的掌控，是李亨用极致的隐忍换来的短暂安稳。
天宝五载（746年），平静彻底破碎，这一年成为李亨储位生涯中至为凶险、多灾多难的至暗之年，两场连环大案接踵而至，几乎将其彻底拖入深渊。
天宝五载正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身兼河西节度，手握西北重兵，是大唐举足轻重的边镇重臣。他自边关回京，入朝觐见玄宗，敬献与吐蕃作战的战利品，汇报边防军务。皇甫惟明素来刚正不阿、痛恨李林甫专权乱政，且素来亲近东宫、与李亨私交深厚。入京之后，他直面玄宗，直言朝政弊端，公然弹劾李林甫专权跋扈、阻塞贤路、祸乱朝纲，恳请玄宗将其罢相撤职；同时极力盛赞太子妃兄韦坚才干出众、忠直贤良，可堪重用。
手握兵权的边镇大将公然介入朝堂党争、抨击当朝首相、亲近东宫储君，瞬间打破了朝堂微妙的平衡。原本隐晦的权臣与储君之争，彻底摆上台面、公开化、白热化。李林甫得知皇甫惟明的奏言后，震怒之余，立刻启动反击预案，加快构陷节奏。他迅速拉拢御史中丞杨慎矜，将其纳入己方阵营，作为对付东宫集团的核心干将，罗织罪名、布下天罗地网。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长安市井繁华、万民夜游，宫中解除宵禁。久居深宫的李亨难得出宫巡游，在市井街巷之中与韦坚悄然相见，短暂会晤叙谈。韦坚身为太子妃兄长，既是皇亲国戚，又是朝堂重臣，身负敏感身份。与太子相见之后，他又连夜赶赴崇仁坊景龙道观，与回京的边帅皇甫惟明私相夜游、密谈良久。
皇亲与边帅私会夜谈，在皇权高度集中、猜忌盛行的天宝年间，本就是大忌，更是极易被构陷的致命把柄。李林甫抓住这一绝佳契机，即刻命心腹杨慎矜草拟弹劾奏章，以“韦坚身为外戚，不宜与手握重兵的边镇将帅私相狎昵、私结往来”为由，正式弹劾二人结党营私。随后李林甫亲自面奏玄宗，刻意放大事态，罗织韦坚、皇甫惟明私结东宫、共谋拥立太子、意图谋逆的重罪。
玄宗本就对东宫结党极为敏感，听闻奏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诏彻查此案、严加审讯。得旨之后，李林甫借机大肆罗织罪状、株连无辜，一心想要将太子李亨牵扯其中，借此废储。所幸玄宗心思通透、拿捏有度，他明知二人私会逾制、心怀私谋，却刻意守住底线，不愿事态扩大、废黜太子。最终朝廷仅定罪韦坚“干进不已、私交边将、逾越本分”，严惩韦坚、皇甫惟明二人，刻意避开太子，不予追责。
事后，朝廷收回皇甫惟明兵权，将西北军政大权移交与太子交好的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此番处置，让李亨有惊无险、躲过一劫，李林甫废储的阴谋再度落空，却也让李亨彻底看清了朝堂凶险、权臣狠戾与帝王凉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