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池塘旁，或者割草的时候，喜欢偷偷观察苏家。两个城里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并不多，他们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来到村口的粪池旁，但马上又回去了。一天上午，我看着他们从屋里出来，站在屋前的两棵树中间，用手指指点点说着什么，然后走到一棵树下，哥哥将身体蹲下去，弟弟扑在了他背脊上。哥哥将弟弟背到了另一棵树下，此后是弟弟背着哥哥回到了刚才那棵树旁。两个孩子轮流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每当一个压到另一个身上时，我就会听到令人愉快的笑声。兄弟两人的笑声十分相似。
后来从城里来了三个泥瓦匠，拉来了两板车红砖。苏家的屋前围起了围墙，那两棵树也被围了进去，我就再没看到苏家兄弟令我感动的游戏。不过我经常听到来自围墙里的笑声，我知道他们的游戏仍在进行。
他们的父亲是城里医院的医生。我经常看到这个皮肤白净、嗓音温和的医生，下班后在那条小路上从容不迫地走来。只有一次，医生没有走着回家，而是骑着一辆医院的自行车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时我正提着满满一篮青草往家中走去。身后的铃声惊动了我，我听到医生在车上大声呼喊他的两个儿子。
苏家兄弟从屋里出来后，为眼前出现的情景欢呼跳跃。他们欢快地奔向自行车，他们的母亲站在围墙前，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家人。
医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骑上了田间小路。坐在车上的两个城里孩子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喊叫。坐在前面的弟弟不停地按响车铃。这情景让村里的孩子羡慕不已。
在我十六岁读高中一年级时，我才第一次试图去理解家庭这个词。我对自己南门的家庭和在孙荡的王立强的家庭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景的回忆。
我和医生的第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那次自留地风波之前的事。
那时候我回到南门才几个月，我的祖父还没有死，他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以后，去我叔叔家了。那次我持续高烧了两天，口裂舌燥地躺在床上，脑袋昏昏沉沉的。刚好我们家的母羊要下崽了，一家人全在羊棚里。我独自一人躺在屋内，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纷乱的声音，我兄弟的尖嗓音时刻在中间响起。
后来是母亲走到我床边，嘴里说了一句什么后又出去了。母亲再次进来时，身旁有一个人，我认出是苏家的医生。医生用手掌在我额上放了一会，我听到他说：
“有三十九度。”
他们出去以后，我感到羊棚那边的声音嘈杂起来。医生的手掌刚才在我额上轻轻一放，我所经历的却是亲切感人的抚摸。没过多久，我听到了苏家两个孩子在屋外说话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给我送药来的。
病情好转以后，我内心潜藏的孩子对成年人的依恋，开始躁动起来。我六岁离开南门以前，我和父母之间是那么亲切，后来在孙荡的五年生活里王立强和李秀英也给予了我成年人的爱护，可是当我回到南门以后，我一下子变得无依无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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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守候在医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着他从远处走来，想象着他走到跟前对我说的那些亲切的话语，并期待着他再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我的前额。
然而医生从来就没有注意我，现在想来是他根本就不会注意我是谁，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他总是匆匆从我身旁走过，偶尔也会看我一眼，可他用的是一个陌生人看另一个陌生人的眼光。
医生的两个儿子，苏宇和苏杭，不久以后也加入到村里的孩子中间。那时我的兄弟在田埂上割草，我看着苏家的两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走过去，他们边走边商量着什么。我的哥哥，当时感到自己可以指挥一切的哥哥，向他们挥着手中的镰刀，叫道：
“喂，你们想割草吗？”
苏宇在南门很短的生活里，只有一次走过来和我说话。我至今记得他当初腼腆的神情，他的笑容带着明显的怯意。他问我：
“你是孙光平的弟弟？”
苏家在南门只住了两年，我记得他们搬走的那天下午，天空有些阴沉。最后一车家具是由医生拉着走的，两个孩子在车的左右推着。他们的母亲提着两篮零碎的东西跟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