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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商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各国外长再次相聚北京，参加中国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北京和会”。？？？..北京城张灯结彩，呈现一派节日景象。旧紫禁城一部分，作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了，在无数面旗子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在道上走着，有的大人在售货摊那里停下来给孩子购买纪念品或玩具，有的一家人到餐馆里去吃饭，那儿有大乐队在演奏各种中外音乐。
空地上还出现了许多用竹竿和席子搭成的临时售货棚，那儿出售古玩，照片，铜制器皿，木雕制品，金鱼，松‘花’蛋，鸟笼以及其它有用的物品和装饰品。一些流动的杂技团在围场上演出，人们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进去观看。先农坛和天坛的地面上也挤满了节日的游客，在各戏院都有专场演出。整个城市连续一周都呈现着节日景象。
街上熙熙攘攘。市面上有大量的‘肥’鸭、猪、‘鸡’、鱼以及许多烘烤的食品和糖果，有的用二轮马车、人力车等各种车辆运送，有的提在手上，大家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脸上呈现出展望未来的愉快笑容。
相比较因为战争没落的欧洲，北京城繁华的景象让各国外‘交’总长记忆深刻。曾经，欧洲各国以为战争是短暂的、辉煌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胜利；可士兵们伤亡惨重却无力将血染的战场向前推进几米；幻想终究还是破灭了，冷漠、愤世嫉俗、厌恶等情绪充斥着欧洲大陆。欧洲相比朝气蓬勃的中国，显得十分没落。
宋骁飞总统和外‘交’总长梁士诒商定，分三批接见这些外‘交’公使。协约国的使节为一批，中立国的使节为一批，同盟国的使节为一批。当总统与各国公使随便‘交’谈时，总统夫人席幕嫣和容蓉在毗连的一间客厅里接待各位使节的夫人，非常自然地同她们‘交’谈了诸如家里有几口人、挑选衣料等‘妇’‘女’关心的事情。
刚开始谈的是战俘‘交’换问题。在欧洲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冬天，德国就收到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俘虏在西伯利亚遭难的报告。他们在夏天和初秋被俘虏后不久被运送到那里，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军服。他们象牲口一样地被赶进一些连普通应有的设备都没有的营房。在那里受着西伯利亚冬天的严寒的折磨；为了防寒，这些营房都是密封的，因此各种疾病很快蔓延开来。在战争后期。法国和俄国俘虏的处境也很悲惨，因为德国由于运输被英国皇家舰队封锁，粮食短缺，俘虏的口粮就一减再减。现在俄国灭亡了。各国就战俘问题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在中国和美国的斡旋下，很快同盟国和协约国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那段时间，外‘交’总长梁士诒担任中国外‘交’代表团团长，“忧劳所以致疾”，高烧不退。宋骁飞去探望他，看到他人都瘦了一圈。梁士诒见到宋骁飞，感‘激’得挣扎爬起。宋骁飞走到他的‘床’头，劝他好好休息。
梁士诒面带愧疚地：“如今正是外‘交’多事之秋。我的身体却不争气，不能为国效力。实在惭愧。”
宋骁飞：“梁总长，你日夜‘操’劳，受累了。外‘交’部那边，可有合适的人推荐，来代替你参加这次北京和会？”
梁士诒便推荐了三十九岁的外‘交’次长陆徵祥和三十二岁的外‘交’次长曹汝霖。
“他们两个，能力真的行吗？”宋骁飞一听，虽然有吃惊，但没有否定梁士诒的提议，问道。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宋骁飞深深懂得“外‘交’是不能靠所谓的爱国情绪的，外‘交’能力代表一个政fu的智商高度”。他穿越前看过一本《历史真相》的书，陆徵祥和曹汝霖这两位历史教科书上巴黎和会上的“铁杆汉‘奸’”，大抵是被冤枉的。
历史上的陆徵祥，对中华民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贡献卓著。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出自陆徵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陆徵祥主掌外‘交’其间，竟然敢禁止大总统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徵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fu考核任命。总而言之，民国初立，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即便是在巴黎和会上，史实原貌也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很大，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胜利，‘弄’得日本外‘交’部灰头土脸，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为三年后收回山东主权打下了坚实基础。